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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40章（第5页）

而商人也最终接受了商王朝的终结，在此后的几百年里再未试图复辟。

但是，人祭的积习仍难以根除，周公和成王还有很多工作要做。

修改历史记忆

周公辅政时期留下的讲话文稿（诰命），几乎都是把商周王朝的更迭归因于统治者的个人德行，完全没有提及商人的人祭宗教，以及其崇尚武力和凶暴的文化品格，似乎商人和周人从来没有任何区别。

在《尚书?无逸》中，周公还把君王的在位时间和他们的德行联系起来，认为越是有德的君王，其享国时间越久，比如，商朝的高宗（武丁王）在位长达五十九年，周文王在位长达五十年（包括受命称王之前担任周邦族长的时间）o作为商末成长起来的一代人，周公不可能不知道商人的血祭文化，但他却从未提及，好像它们根本不曾存在。

其实，这背后隐藏着另一个问题：商人的血祭宗教是被周公终结的，但周公所做的远不止于此，他还要抹杀关于它的记忆，防止它死灰复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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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忘却是比禁止更根本的解决方式。

为此，首先必须毁灭殷都，拆分商人族群，销毁商王的甲骨记录；其次，自古公亶父以来，周人曾经为商朝捕猎羌俘，这段不光彩的历史也应当被永久埋葬；再次，长兄伯邑考在殷都死于献祭，他的父亲和弟弟们还参与并分享了肉食，这段惨痛的经历也必须被遗忘。

目前殷墟发现的甲骨卜辞大多是武丁王时期的，属于末代的帝乙和纣王的数量极少，而且没有发现任何关于“周”

的内容。

然而，从常识推测，自古公亶父以来，周邦和商朝有很多交往，尤其是在周灭商之前的几年，纣王按理会占卜对付周邦的策略。

所以本书猜测，周公很可能曾派人检查过商朝的甲骨档案，并销毁了和周有关的一切内容，包括档案库在内的宫殿区也被焚毁和掩埋，即使三千年后有些甲骨被零星发现，也根本找不到涉及周的任何内容。

不仅如此，以周公为首的周朝上层还要重构新版本的历史：夏人、商人和周人没有什么区别，从来不存在人祭行为，王朝的更替只是因为末代君王的德行缺陷。

在周公的诰命里，他一遍遍地重复这套新版的历史解释，终于成为西周官方定论。

或者也可以这么说，在周公辅政时期，周人中已经形成某种明确的“政治正确”

：不能批评商人的宗教文化，更不能记录商人曾经的血祭行为。

在文王和武王期间，周人应该还没有这种忌讳，不然，文王不会在《诗经?荡》中极度愤怒地控诉殷商王朝的残暴和堕落；而另一方面，这首诗应该也经过了周公一代人的改造，去掉了关于血祭的那些最为敏感的内容。

西周建立后，被周朝强制迁徙到各地的商人聚落很多，但它们已经很少发生用人献祭或奠基的行为，至少难以在考古中发现。

比较特殊的是洛阳，这里是“殷顽民”

（最顽固的殷商文化传承者）最集中的地方。

1974年，洛阳市北窑村发掘出一座西周前期的铸铜作坊，规模很大，陶质铸范碎块多达数万块，发掘报告指出，“早期居住遗存和第一期墓葬，出土陶器同殷墟小屯南地晚期陶器异常接近，时代应该接近殷末，即相当于西周初年”

，而且铸范亦显示青铜器造型和纹饰沿袭了殷墟末期风格，显然是从殷都迁徙而来，甚至就是之前殷都王宫区以南苗圃北地的大型铸铜作坊。

这座铸铜作坊不仅有来自殷都的铸铜技术，还有商人特色的人祭行为。

比如，编号为F2的就是一座铸造厂房（东西长11.2米，南北宽7.2米），在它的夯土基址周边，有12座奠基坑呈环状分布，坑内共发现人骨架七具、马骨架三具以及狗骨架两具；朝东、朝南的两座房门外也各发现一座祭祀坑，内埋一人和一狗，“奠基所埋的人、兽有活埋时挣扎之状”

。

但发掘报告过于简略，没有祭祀坑的详细介绍和平面图，难以复原当时的细节。

铸铜作坊紧挨着墓葬区，其中规模最大的是M14，有很长且有直角弯的墓道，其他小墓则分布在它的周围。

发掘报告推测，M14墓主应当是这座作坊的拥有者，但墓穴早已被盗掘一空，连尸骨遗存都没有，所以无法判断殉葬人的情况。

墓道两侧有祭祀坑，分别是两座马坑、一座羊坑和一座人坑：马坑内各埋有被肢解的马两匹，羊坑内埋有四只羊，人祭坑内埋有一人。

和殷墟相比，祭祀用人已经少得多了。

1975—1979年，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扩大了对铸铜作坊遗址的发掘范围，发现了更多的人祭坑和近30具非正常死亡的尸骨。

比如，大型灰坑H249发现人骨架六具，彼此相隔1—2米，呈基本平行的两排，有的无头颅，有的头被砍下来放在身体一侧，有的两臂曲在胸前且腿弯曲，“似捆绑状”

，有半数的人，或胳膊或腿残缺。

此外，和这些人祭坑一起被发现的，还有一些完整的马、羊、狗骨架，以及占卜用过的甲骨。

发掘报告推测，“每逢开炉浇铸之前很可能存在有占卜和人祭、牲祭之类的宗教祭祀活动"

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