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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序（第2页）

这一办法之脱离实际，窒碍难通，自不待言而自明，于是只好虎头蛇尾，销声匿迹。

这种安排虽然不再执行，但与之相适应的其他经济措施，则依然危害极大。

如果军需税收总收总，国内的交通通讯必然相应而有较大的进步，次之则银行业、保险业就会应客观的需要而产生，商业组织和法律也会有所展。

各地区既互通有无，以后就可以分工合作，各按其本地的特殊情况而展其生产技术。

西欧各国在14世纪已经朝着这一方向前进，日本在德川幕府末期，亦复如是。

而明代的财政税收制度则和民间经济的展相脱节。

万历二十年（1592），北京的宛平县知县沈榜声称，他每年要向27个不同的机构交款，总数则不出白银2两。

与此相似，全国布满了这短距离的补给线，此来彼往，侧面收受，既无架构，而提出的统计数字，经常为一纸具文，以致生了上述税率参差不一的现象。

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、不愿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，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。

1972年，我去英国剑桥，参加李约瑟博士主持的《中国科学技术史》的工作，历时一年，兹后我又几次有机会旧地重游，向李公学习。

上述看法，我们已写为“Thenatureofi”

一文，曾在罗马和香港两处表。

李公1974年4月3日在香港演讲，也以此文为讲稿，后节译为中文，刊载于香港的《七十年代》杂志。

我们也很难同意这样一种看法，即认为在明代万历年间，中国的封建经济已向资本主义经济进展。

资本主义是一种组织，一种系统。

即马克思在《资本论》第二卷中论述资本主义的流通方式，其公式亦为c－m－c，即商品（ey），货币又再交换为商品，川流不息。

但是货币是一种公众的制度，它把原来属于公众的权力授予私人。

私人资本积累愈多，它操纵公众生活的权力也愈大。

同时，商业资本又是工业资本的先驱，商业有了充分的展，工业的展才能同样地增进。

这是欧美资本主义展的特征。

中国的传统政治既无此组织能力，也决不愿私人财富扩充至不易控制的地步，为王朝的安全之累。

明代张瀚所著的《松窗梦语》中，记载了他的家庭以机杼起家。

中外治明史的学者，对这段文字多加引用，以说明当时工商业的进步及资本主义的萌芽。

其实细阅全文，即知张瀚所叙其祖先夜梦神人授银一锭、因以购机织布云云，乃在于宣扬因果报应及富贵由命的思想。

姑不论神人授银的荒诞不经，即以一锭银而论，也不足以购买织机，所以此说显然不能作为信史。

同时代的书法家王世懋，在《二酉委谈》中提到江西景德镇烧造瓷器，火光烛天，因而称之为“四时雷电镇”

。

当代好几位学者据此而认为此即工业时代展的征象。

实则王世懋的本意，是在于从堪舆家的眼光出，不满当地居民穿凿地脉，以致没有人登科中举；而后来时局不靖，停窑三月，即立竿见影，有一名秀才乡试中式。

如是等等的问题，其症结到底何在，这是研治明史者所不能不认真考虑的。

笔者以为，中国二千年来，以道德代替法制，至明代而极，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。

写作本书的目的，也重在说明这一看法。

这一看法，在拙著《财政史》中已肇其端。

本书力图使历史专题的研究大众化，因而采取了传记体的铺叙方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