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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序（第3页）

书中所叙，不妨称为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。

因为叙及的主要人物，有万历皇帝朱翊钧，大学士张居正、申时行，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海瑞，蓟州总兵官戚继光，以知府身分挂冠而去的名士李蛰，他们或身败，或名裂，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。

即便是侧面提及的人物，如冯保、高拱、张鲸、郑贵妃、福王常洵、俞大猷、卢镗、刘廷，也统统没有好结果。

这种情形，断非个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释，而是当日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，上自天子，下至庶民，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。

在上述前提之下，对具体历史人物的具体评论，就难免有与国内外明史研究专家有出入之处。

例如万历皇帝，历来均以为昏庸，读者在读毕本书以后，也许会认为笔者同情这位皇帝。

如果真有这样的批评，笔者将不拟多作无益的辩解。

因为本书论述万历，本在于说明皇帝的职位是一种应社会需要而产生的机构，而每一个皇帝又都是一个个人。

又比如海瑞，这也是一个容易惹起是非的题目，15年前的一段公案，至今人们记忆犹新。

在本书中专设海瑞一章，并不是要在这段已经了结的公案再来画蛇添足，而意在向读者介绍当日地方政府的一些形态。

有关16世纪地方行政的资料不多，沈榜的《宛署杂记》所载，为京师的情形而非一般概况，顾炎武的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过于琐碎，唐鹤征的叙南直隶、归有光的叙浙江长兴县，也都有欠完整。

相形之下，海瑞的遗墨，涉及当日地方政府的各个方面，最具参考价值。

研究海瑞其人其文，可以使我们对当日的情形有更具体的了解。

当然，问题还远不止此，比如何以万历的立储问题业已解决而争执却绵延不断？何以岛国日本可以侵犯中国而中国却不能远征日本？何以当日的西欧已经用火器改进战术而中国还在修筑万里长城？何以人人都说海瑞是好官而他却偏偏屡遭排挤？这些具体问题，无疑和上述总的症结密不可分，然而却各有其特殊的原因。

笔者写作此书时，虽已不同于过去的暗中摸索，但下笔时仍然颇费踌躇。

书中所提出的答案，均属一得之见，敬请读者批评指正。

中国的过去，禁忌特多，所以说话作文时有隐晦，或指彼而喻此，或借古以讽今，这在明朝人更为惯技。

本书论述明朝时事，举凡有所议论臧否，都是针对16世纪的历史而的。

如果我要对今人今事有所议论，自当秉笔直书，决不愿学明朝人的办法，否则就是违反了自己写书的目的。

当然，另一方面，以古为鉴，今人也未尝不能得到若干启示。

这本《万历十五年》，意在说明16世纪中国社会的传统的历史背景，也就是尚未与世界潮流冲突时的侧面形态。

有了这样一个历史的大失败，就可以保证冲突既开，恢复故态决无可能，因之而给中国留下了一个翻天覆地、彻底创造历史的机缘。

本书由英文译为中文，因为国内外情况的差别，加之所译又是自己的著作，所以这一翻译实际上是一种译写。

笔者离祖国已逾3年，很少阅读中文和使用中文写作的机会，而3年来的祖国语言又有了不少展，隔膜更多。

幸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沈玉成先生将中文稿仔细阅读一过，作了文字上的润色；又承中华书局编辑部傅璇琮先生关注，经常就各种技术问题与笔者书函磋商。

所以，本书与读者见面时，文字方面已较原稿流畅远甚。

其有创意遣辞方面根本性的不妥，当然仍应由笔者负责。

又，廖沫沙兄为笔者年轻时的患难之交，蒙他在百忙中挥翰题签，为本书生色不少。

谨此一并致衷心的谢意。

黄仁宇

1981年1月于美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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